首页 知识中心 管理课程

用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管理 发布时间:2019-02-12

我中华民族,屹立东亚五千余年,虽历经危难,履遭变乱,终能拨乱返治,而绵延不绝。最主要原因,在历代圣贤不断奉献其智能与心力,创造完善的管理哲学。
中华文化首重德性,然而我们并不用知识的态度来讲,给它下一个定义,或者构成一个概念。中国人从实践上来关心自己的生命,因而也以实践的态度来讲求德性。古代部落社会,一个氏族的领袖领导一个集团,他个人的决策足以影响团体的行动,万一措施不当,
这个团体势必瓦解。所以中国哲学,很早就产生天命的问题。“天命靡常”(天命并不是固定的,而是不一定的)的表现,使我们深信天命所归,只属于有德的领袖。无德之君,天不但不帮助他,而且要讨伐他。天命的归或不归,完全决定于君主的修德与否?这种重人修德的智能,孕育出以人性为基础、以人道为内涵的中国管理哲学,成为为我们几千年来实践的准绳。
我国先哲,从实践中体认“管理之道”,并且正名为“大学”。鲁哀公曾问:“人道孰为大?”孔子答以“政为大。”论语的最高理想,亦在“博施于民,而能济众”(广施恩惠给人民,而且能够利益大众)。大学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,所以大学之道,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。中山先生说它是“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,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,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”。从管理的取向来看,正好是“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,是应该要保存”,更应该加以发扬光大的。
中国管理哲学,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,就是“大学以经之,中庸以纬之”。我们以往解说“大学”、“中庸”,多半侧重其“德性”的一面;现在让我们从“管理”的一面,来加以探讨,便不难发现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,兹分别说明如后:
(一)管理之道,在修己,在安人,在时常调整
大学首章,开宗明义说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
大学之道,可解作“管理之道”,亦即“管理的最高原理”
第一要“明明德”,就是“明其明德”的意思。“明德”为我国初民的重要观念之一。人一旦成为人,就有了善恶的分辨能力。选善的意志,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。中国古书,从易经、书经开始,一直在提倡德行。尧典说:“克明俊德。”人生来便具有道德的根基,天生德于人,这德就叫做明德。明即明白,明德指“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”。禽兽、草木并没有这种明德,因此对一般动植物讲道理,是永远讲不明白的。只有人类有此明德,你对他讲道理,经过一段时间,他总会点头的。第一个“明”字,为动词,可解释为“表明”、“表彰”或“发扬光大”,亦即把人本来具有的明德来“刮垢磨光”,便是“修身”或“修己”。
管理是“修己安人的历程”。修己是管理的起点,大学所论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,乃“从内发扬到外”,教人由“内部做起,推到平天下止”的管理哲学。管理者必先修己,才能正己正人。所以管理之道,以“修己”为第一纲领。
其次要“亲民”,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,就是孔子所主张的“安人”。论语所载孔子言论中,其以“尧舜其犹病诸”为评语的,仅有两处。雍也篇记载:“子贡曰: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”子曰“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舜其犹病诸。”另一则为宪问篇叙述子路问君子的情形:“子曰:“修己以敬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己以安人。”曰:“如斯而已乎?”曰: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其犹病诸。”博施济众系就事业言,安百姓则是它的成果,这等事虽圣如尧舜,犹恐不能完全做到,可见“安人”乃是管理的最高理想。
管理者可以“逞权威、施压力”来“管人”,但作用力越大,反作用越强,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。表面或许顺从,内心殊为不乐。因而暂时忍耐,应付了事。管理者也可以用“敬重、信任”来“理人”,比较容易收到“敬人者恒敬之”的效果。追随者深感知遇,当然会加倍努力。管理者最好以“关怀、珍惜”来“安人”,时时抱持“患不安”的心情,使追随者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,则大家自动自发、分工合作,必能各尽心力,做好应当做的工作。
“安人”以“仁”。仁字从二从人,郑玄释为“相人偶也”,与孔子所说“已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正相吻合。管理者称其自我为己,称其追随者为人,而“仁”即盘旋系织其间而无阻。“仁”就是“相亲相爱”,“亲爱”而能达于“交相”的境界,己安人亦安,所以说:“为仁由己。”管理者“仁”以安人,“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,管理者好象天的北极,静居在那里,满天的星斗自然都环绕着它而运行。追随者近悦远来,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。
“修己”及“安人”,都应该采取至善的立场。因为立场至善,而至善表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,才能执两用中,以明明德、亲民,使其更因而臻于至善。所以第三纲即为“止于至善”。
“止”就是“立”,现代叫做“立场”。传之三章说:“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。”管理者站在“仁”的立场,追随者站在“敬”的立场,无论组织内外,都要坚持“信”的立场。这样,各方面便站在最为适切的立场,而“止于至善。”
“至善”的意思,是至佳、至当、适时、或适切。怎样才能站在至佳、至当、适时而适切的立场呢?这就需要不断的调整,发挥“不停滞”的精神。
儒家的形上学,以易经为基础,易经乃是一本讲宇宙变易的书。孔子在川上,说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!”宇宙是一个如川一般的大流,事物皆飞逝不已。管理者必须具有“动态”(Dynamic)的观念,才能不穷而久。
宇宙间变易之道,目的在于生生。易经繋辞词说:“生生之谓易。”宇宙间的一切万物和现象,都在于使生物发生,而又在于使人能够生存。管理者应当体认“永续”的价值,如何使其立场经常保持“事理当然之极”,以确保组织的永生,这才是“止于至善”的真意所在。
大学三纲领,示意如下图1
现在我们站在管理的立场,同样地可以找到三大纲领:“管理之道,在修己,在安人,在时常调整。”示意如图2:
   止于至善                 时常调整
明明德---------- 亲民           修己------安人
(二)管理的共同任务,在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,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。
西方管理,所秉持的“竞争”原则,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、拜金的管理观。我国思想,如大学所说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”个人、家庭、企业、国家、天下,都有其共同的任务,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,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。
中庸说:“仁者,人也。”孟子尽心篇则说:“仁也者,人也。”人为宇宙万物之一,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,而这极少的差异,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。孟子说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?”不过就是知仁、义而已。所以易经说:“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。”人也是一种动物,所以离不开兽性,人性很少。我们要人类进步,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。要人类有高尚的人格,就在减少兽性,增多其人性。 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,应该分成三个阶段,如图3:
兽性减少---人性增多--神经发生
所谓兽性,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,原本无所谓善或恶。但在人的社会中,如果纯依动物本能去行事,则人与人间必然发生冲突,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必要。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,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,服从理智的指导,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。人类在“竞争”之外,必须觉悟生存“互助”的原理。 中山先生说:“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。”可见能否觉悟,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,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。至于神性的发生,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。那样,人能修达至仁,必将无往而不自得,而直成其所以为“人”,即完成其人格。“仁者,人也”的“人”字,意味着“完人”,而寓“应然”(ought to be)于“实然”(to be)。孔子以“仁”为道德目的,实际上便是由“人应当如人”推论而来。
中山先生说:“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,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理皆属虚无,而竞争生存,乃为实际。几欲以物种之原则,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。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,而人类今日之进化,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。”管理者如果“以物种的原则,施之于人类进化”,于是强取豪夺,强凌智诈,根本不把人当做人看待,那里谈得上“管理人性化”呢?
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、管理者应该把它视为“应有的表现”,因为“道德仁义者,互相之用也”,管理者必须具有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的表现,才是心之“为用”,实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。孔子以“仁”为全德,为他自己“一以贯之”之道。仁代表天地之心,也代表人心的德纲。超越竞争原则的仁道管理,才能显现人类最高的道德。
每一个人,就相当范围而言,都是“管理者”。论语颜渊篇记载,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。孔子答以“君君,臣臣”后,又加上“父父,子子”。所谓“父父”,意即做父亲的要明白做父亲的道理,要实行做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。因为在家庭中,父母就是管理者,应善尽家长的责任。
中国传统管理,依安人范围的大小,区分为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“齐家”就是“家庭管理”,“治国”就是“行政管理”,而“平天下”则为“教化管理”。现代特别重视职业生活,不妨把以往“齐家”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划分开来,“齐家”之后,增加一项“立业”,亦即“企业管理”,如图4:
儒家“天下一家”的理想,从家庭开始,实行尊重秩序的“家长制度”,逐渐推广到宗族、乡党、企业、国家,乃至于天下。父亲是一家之长,为最高之权威,但他必须以“为父难”为戒,体认到父亲的艰难与责任的重大;而且要明白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”的真义,在于“天下的父母都是人,都可能犯错,只是子女有所不便,不敢明白说出来”。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,无一不是,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。却应该时时自省,所言所行是否有背于理?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,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就是忽视个人,孔子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,其实即在实现个人,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、仁性。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,其最直接的发源地为家庭,人既由家庭获致人性,亦悉由父母所生,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弟的责任,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。可见重点仍在个人,并不在家庭。儒家的家庭意识,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,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,也不受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,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。家里人与人的关系,不论父子、夫妇、兄弟,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,做到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有礼有义,秩序井然,才能叫做“齐”。
把“齐家”的道理应用到企业、国家,凡一组织,其上下(父子)、前后(兄弟)、左右(夫妇)诸关系,均能相互亲爱,则此一组织必富有团结力。孟子说: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,再庞大的机构,也不过这“五伦”而已。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,则社会自然太平,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。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,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。
(三)决策的过程是: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。
大学说:“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能后能得。”
知止,就是知其所当采取的合理立场。陈大齐教授深研安的道理,指出人生的根本 要求,即在人生的安宁。管理者任何决策,都应该以“实现安宁”为基本立场。但是安宁的情况,自其范围的广狭而言,有“寡安”与“众安”的分别;自其程度的高低而言,有“小安”与“大安”的差异;从其维持时间的短长来看,有“暂安”与“久安”的不同;再由其效果的虚实来比较,也有“虚安”与“实安”的差别。寡安不可害及众安,小安、暂安不可害及大安、久安,否则只是不安,不得滥称为安。然而在久安、大安、众安、实安尚未达成以前,只要不是饮鸩止渴,暂安、小安、寡安、虚安亦有相当的价值,不可加以忽视。管理者决策之前,固然无法预知可以获得何种安宁。惟一的办法,就是站在“所系正大”的立场。因为所系正大,乃是诸德成美的第一关。管理者所系正大,才成美德;所系不正大,则一切决策,悉成恶德。管理者要求成功,其愿望是一致的。但是在选用方法、决定手段的时候,务必留意“所系正大”这一原则,以此为起点,即为真正的道德管理。
管理者决心所系正大,便能有定,亦即意志有定向。所谓决策,就是为了达成安人的目的,从两个以上的替方案中,选择一定的方案。为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,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的,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,以“股东的安”、“员工的安”、“顾客的安”与“社会大众的安”为定向,即可再进一步,将这些中间目的分为若干直接目的,从生产、销售、财务、人事等取向,来探讨其利润、绩效、安全与责任。
依据管理者的定向,潜心研究有关的信息,此时心不妄动,自然能静。重视信息的时代,必定产生信息泛滥的流弊。管理者如果缺乏定向,面对杂多信息,势必不知所措而心慌意乱,无法潜心研究。
既能心不妄动而潜心研究,则管理者无论坐、卧、行、立,都能念兹在兹,筹思信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,所以能安。管理者自身能安,生活正常,才不致因紧张不安而误导误判。管理者能够所处而安,则必思考精详,无微不至,无远弗届,所以说能虑。既思考精详,必可获致至佳至当、适时适切、能够安人的良策,便是能得。
管理者得到合理的决策,则一切事物的本末终始,无不了然,自可依其先后缓急,以厘定计划,再顺序执行,并适时加以考核,调整误差,获得安人的管理效果。大学说:“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”传之第四章举孔子谈论听讼为例,说:“听讼,吾犹人也。必也,使无讼乎!”孔子曾任鲁国司寇,只花三个月的时间,便做到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。依他的经验,要使那些没有真情实事的人,不敢陈说虚诞的言辞来控告别人,就不会再发生争讼。但这有赖于在上位的人,平时具有明德,足以畏服人民的心志。孔子认为惟有如此,才是息讼的根本。老百姓无讼,方得其安。而达成“必也,使无讼乎”的决策,则显然是“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的结果。
近代决策论者,指称管理的主要过程即是决策,赛蒙(H. A.Simon)甚至肯定管理就是决策。由于电子计算器与作业研究(Operations research; OR)的进步,大大地增强了数据处理的技术。然而,无论决策如何走上定型化、自动化,管理者仍旧需要良好的决策能力,必须切实把握决策的正确过程,如图5
 
(四)管理者修己,须合仁与知,而各得其宜。
大学八条目: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,到外发的事业完成,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。管理者以修身为本,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,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,就是大学三纲领中“明明德”的功夫。齐家、(立业)、治国、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,便是第二纲领“亲民”的发扬。而物
格、知至、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,表示每一阶段调整得恰到好处的状态,即系第三纲领“止于至善”的境界。
家庭、企业、国家或天下,都是多数生命共同存在。个体或集体、人员或环境,无时不在动变。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,虽可执中以应变,而动时必要摩擦,难免有所冲突。必须各别自动调整,以达共生、共存、共进化之效。所以大学说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管理者与追随者,都应该修己。
我国伦理,以孝为中心。人的一举一动,凡是不合伦理的,都成了不孝;合于伦理,则为孝。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,如何尽孝?古来的圣贤指示得很多,而且有一部孝经,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。伦理的“伦”,原是人伦的略称,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。按理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,各有其应尽的责任与其应付的分际。双方各尽所能、各守所守,也就是父慈子孝,家庭和睦,才有天伦之乐。孔子宣导“父父、子子”,原系双方并责,不偏责一方。但是天下父母心,除了极少数之外,总归是爱子女的。所以在齐家方面,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,注重家庭教育,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。孟子说:“不得乎亲,不可以为人;不顺乎亲,不可以为子。”又说:“事孰为大?事亲为大。”在家庭中的修已,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,是有道理的。
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,绝大部份都是受过孝道的陶冶。如果能够推已及人,拿事亲的道理来事奉长上,很容易做到。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,究竟不是自己的父母,未必能慈。我们惟恐部部属愚忠,所以孟子特别提示“事君的义不要顺”,他并且告诉邹穆公说:“君行仁政,斯民亲其上,死其长矣。”这种“必待上先施仁,而后回仁”的“居上先施律”,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。
中庸说:“知所以修身,则知所以治人;知所以治人,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然而,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,而又从那里入手呢?中庸说:“修身以道。”管理者要以共生、共存、共进化的原则修己,必须实践大学之道,致力于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。
格物的“格”字,是“彻底研究清楚”的意思,“物”含有事与物,“格物”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,亦即朱子所说“即物而穷其理”。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,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。然后各种人文、社会、伦理道德,一旦豁然贯通,知识无所不极尽,即为“致知”。但是,现代知识爆炸,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,惟恐“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”,始终未敢自以为是,因而意念真实无妄,希望能够由自己的“一端”,推广、广充到全体,以收“致曲”(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)之效,这就是“诚意”。意念真实无妄,既不欺人,亦不自欺,则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,身也就修好了。真正可以“所系正大”,来从事合理的决策,善尽管理者的责任。
仁道管理,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,由于爱而自爱爱人,达到成己、成物之德。爱既为天性,则发之自内。如果格物、致知,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。此时内发的爱,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,所以说:“合内外之道也。”管理者自发的爱,获得知识的指导,无论其对人对事,皆能适时适切,恰到好处,所以说:“时措之宜也。”合仁与知,则管理者“明明德”而得其宜,这种良好的修己,正是管理的起点,如图6。
明儒来知德在所着“大学古本序”中说:“大学之道,修身尽之矣。修身之要,格物尽之矣。”中山先生告诉我们“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的道理,本属于道德的范围,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,才是适当”,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,溶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,以为德治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。
五)修己、安人,都要日新又新。
商汤盥盘上的铭词说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任何管理制度,决不可能凭空忽然地创立,或无端忽然地消失。它必定有其渊源,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以前,就有其前身,然后渐渐地在创立。它也必定有其流变,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,已有其后影,逐渐地在变质。管理者的任务,即在洞察其渊源,依据组织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,创立合适的制
度。同时,更体认其流变,按照实际的利弊与产生的影响,适时予以调整。使管理制度,得以日新又新。
日新又新,绝非今日所时常强调的“求新求变”。一味求新求变,根本就是一种偏道。如果只知宇宙在“变”,时代在“流”,而不知“变”中有“常”,“流”中有“住”,便无法把握住变中之常,因此为变而变,极易流于怪妄。方孝孺在启惑论中说:“天地之生物,有变有常,儒者举其常以示人,而不语其变。非不语其变也,恐人惟变之求,而流于怪妄,则将弃其常而趋怪,故存之而不言。”
我国文化传统,以孔孟为主流,参以老庄的自然思想,而对于管理最具影响的,即在注重“务实”、“不执着”、“中庸”的态度。我们从小便被教导着要知道随机应变,不可固执已见。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敢忽视“常道”,在“实务”之中“不执着”去权宜应变,以求其“恰到好处”,即是“中庸”。这种“执经达权”的权变原则,使我们“权不离经”而越变越通却不舍离根本。
中国人太善于权变,必须用“经”来约束,才不致乱变。管理者投身于变化之中,必须使变化能够反映若干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,否则随波逐流,仅在求其适应而已,不能算是“具有理念依据”的管理。
明智的管理者既然所系正大,又以发扬人类最高文化、表现人类最高道德为己任,则必有其理想,而不是把自己局限于“利润”、“绩效”的达成,徒然贬低了自己的价值。管理者抱有崇高的理想,最好透过适当的沟通,形成组织成员的共识,作为大家共同遵行的常道,亦即不易的“经”。然后按照常道,因应内外环境的变迁而“权”宜应变,一方面求生存于此一瞬息万变的世界,一方面又能够坚守不变的原则,这种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精神,才能使变化有纪律而且确保其向善,达到“日新又新”的境界。
“日新又新”的“新”,其实与“时间”并无太大的关系,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必定比过去的好,未来的也必然胜过眼前。我们认为“好”就是“新”,重点在于品质的良窳。过去的和现在的“好”都属于“新”,否则便不配为新。中国人实践的态度,使得“品质重于形式”,实质的进步,是“日新又新”追求的对象。
怎样做到“日新又新”呢?最好以“有所不为、有所不变”为“经”,也就是“根本”;而已“有所有、有所变”为“权”,也就是“作用”。本立而道生,管理者必须把握根本,以“有所不为、有所不变”为经,然后才能够正确地“有所为、有所变”,找到真正“日新又新”之道。凡事站在不变的立场来变,才能够避免乱变。
梁任公说:“儒家哲学,范围广博,概括起来,其功用所在,可以论语『修己安人』一语括之,其学问最高目的,可以庄子『内圣外王』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,就是内圣。做安人的工夫做到极处,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,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。大学所谓『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』,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工夫;所谓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』,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工夫。”修己、安人都能够日新又新,那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鹄的。管理者以修己为第一纲领,从自身内部的修治做起,由格、致、诚、正,然后层层扩大,齐家、立业、治国、推到平天下止。所有决策,悉依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的历程,时刻不忘安人为第二纲领。秉持光明正大的理念,执经达权,以不停滞的精神,适时调整而权宜应变,是第三纲领。这种管理之道,即为我国管理哲学的精义。

本文由上海蓝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(www.humancapitals.cn)提供,转载请注明出处,谢谢!